二十一世纪的北欧文学：“北欧暗黑”下的光与影

　　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官网登录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当人们将这里的文学统称为北欧文学，并询问它在21世纪的新特征时，很大意味上正说明它的过于小众和不被了解。北欧文学因其使用的是小语种，也不得不接受抱团取暖的现实。由于地理和气候特征的相似性，历史和语言的亲缘性，这里的文学确有如同兄弟的一面。在现代和当代，北欧文学家和文化人始终有密切的互动、相互的启迪。更何况，北欧文学根本无法摆脱当下的全球文学气候的影响。

　　北欧文学隽永而内敛，有现实主义基础，充满暗与光、冰与火的对比。不过，北欧各国文学传统还是有微妙的不同。瑞典文学更具整体实力，重视谈论存在哲学；极简主义在丹麦文学中表现明显；冰岛文学的魔幻现实主义基因强大；挪威文学更悲痛；芬兰文学怀抱更多对未来的乐观，等等。丹麦语干脆，瑞典语经典， 挪威语质朴，冰岛语古老，同属北日耳曼语支。唯芬兰语处于这一语言家庭之外。北欧文学在历史上贡献了不少经典文学家，如易卜生、斯特林堡、拉格洛夫，乃至林德格伦等，它在21世纪的引人瞩目则与畅销的类型小说有关。北欧文学学者对类型小说和畅销小说多持保留态度，同时也并不否认，所谓“北欧暗黑小说” (Nordic Noir)掀起的海啸为北欧文学赢得世界出版界和读者的目光铺出了新路。

　　在北欧各国图书营销总量中，犯罪小说都举足轻重。其中最突出的还数瑞典犯罪小说。瑞典小说海外销量总收入从上世纪90年代的 6 千万瑞典克朗增加到 2010 年1.5 亿瑞典克朗。在瑞典，面向海外市场的版权经纪人数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明显增长。瑞典文学被译为 50 多种语言，在数量上有半数属犯罪小说。2018年瑞典文学海外出版数量和2008年相比翻了三番。这种增长带来经济乃至政治的收益，让出版商和作者越来越意识到世界图书疆域的存在。

　　瑞典犯罪小说综合文学、娱乐、刺激和恐怖，有强烈政治意识。现代瑞典犯罪小说的先驱是玛伊 •萧瓦尔 和佩尔•瓦勒，他们在 1965 年至 1975 年间合作了十本以侦探马丁•贝克为主角的小说。其后，1990年代，亨宁•曼凯尔推出以侦探库尔特•瓦兰德为主角的系列作品。新世纪初期，记者斯蒂格• 拉尔松成功塑造了萨兰德这一女性形象，“千禧”系列卷起全球旋风。2010年，美国《出版者周刊 》杂志将拉尔松的“千禧”系列定为年度最畅销作品。

　　在有些人看来， 拉尔松作品经由美国市场获得的全球成功只是文学技巧和代理商娴熟操作的完美结合，是一个偶然。然而，此后模仿者众多，女性犯罪小说作家也迅速增加，2012 年，瑞典女作家推出的犯罪小说有 20 多本，取得最大商业成功的是卡米拉•拉克伯格 。

　　不仅瑞典，冰岛的犯罪小说家也在作品中越来越多地描绘雷克雅未克的黑社会，比如1961年出生的阿纳尔杜尔·英德里达森，他受过历史学教育，擅长揭露源于个人和家庭的犯罪。全球知名的北欧犯罪小说家更有挪威的尤·奈斯博等人。

　　21世纪北欧犯罪小说的成功，也和 “千禧”系列引发热度后迅速建立的国际图书代理网络有关。出版商开始寻求更多类似的故事，版权代理开始聚焦已出版或预见中的畅销作品，助长了这一类型的壮大。半数北欧畅销书是犯罪小说的空前状况是出版商、作者和读者默认的选择和共谋的结局。犯罪小说畅销的优势明显。就素材而言，既可取自现代也可取自历史；凶险犯罪、日常生活、浪漫等元素一应俱全，增大了适应力和读者面。然而，有关犯罪小说主题、 杀手身份、谋杀动机、受害者身份、人物背景的分析表明，作品存在很大程度的刻板印象。凶手多来自中产及富裕阶级，或充斥帮派暴力和毒品走私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杀手多患精神疾病；童年创伤特别是性创伤导致心理失衡。小说多试图以通俗心理学的刻板印象解释暴力。谋杀动机多为个人复仇，涉及经济或性。受害者以中产阶级居多，特别是儿童和年轻女性。主人公动荡而艰难的生活是关注点。创作手法上有部分现实主义，逼真描绘日常生活的环境和细节，杀手以及谋杀动机等内容则是耸人听闻的虚构。

　　关于瑞典文学在当代的国际影响，瑞典学院院士、瑞典当代最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埃斯普马克认为，瑞典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掀起波澜，特别是在欧洲。这些成功有文本质素的原因，也有接受地阅读亲缘性的原因。似曾相识的文学阅读感能增加作品接受度，另一种作品接受度高的情况是，瑞典作家正好表达了当地人压抑于心却未能表达的。而一些在本土很受欢迎的作家，到异乡不被接受也实属常见。热卖充满偶然性。埃斯普马克认为法国和德国曾是瑞典文学的桥头堡，特别是法国的北欧文学研究者及法国作家对瑞典文学推广曾起到积极作用。上世纪走红的作品更偏向严肃的纯文学。过往文学传统是新时代走红作品的营养源头。对照埃斯普马克的这些观点，不难看出，新世纪瑞典作家不再依靠欧洲桥头堡，更把美国作为主要发射塔了。世界也出现了更国际化而空前活跃的图书市场。

　　在新世纪里，全球问题早已刺入本来偏于一隅的北欧地域，无论是女性运动新浪潮、瘟疫、气候变暖还是难民问题。在巨大变化中，人们怀想不久前还显得十分恬静的空间。北欧犯罪小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一心理，将犯罪与田园诗的自然环境结合，有新浪漫倾向，也形成突出对照；与质问政治和民族等问题结合，既是小说手段也是现实反映。毕竟20年前可以门不闭户的北欧乡村正在遭受偷盗、纵火等威胁；平静百年的小城街角会突然摆满蜡烛和鲜花，因为有人被射杀；繁华都市出现了让人不敢踏足的难民区。这都是21世纪新的社会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北欧暗黑小说在图书市场的成功也为世界读者认识北欧文学带来极大片面性，在不少国家比如日本，不少年轻的新读者以为北欧文学就等同于北欧犯罪小说。

　　文学里有自传小说的古老基因。自传小说在本世纪演化为“自我虚构”的喧哗，以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我的奋斗》为代表， 而该书的创作受到瑞典剧作家拉斯• 诺连厚如砖石的日记的启发。克瑙斯高当时旅居瑞典，客居的距离感也让他的创作有了自白的可能。虽然，也有人认为，《我的奋斗》的成功是个罕见的例子，它出色提交了一份“说实话”的程序，一个精心编制而持续了三千页的有序意识流，却在道德和生存层面走入了一个死胡同。

　　一方面，新世纪北欧文学在创新上急于突围；另一方面，《我的奋斗》的营销成功引得出版社和其他作者争先恐后地模仿。最明显的是同为挪威人的女作家维格蒂斯 ·尧特 。她的小说 《遗产和环境》让她和母亲及姊妹对簿公堂，被认为造出丑闻。她书写了遗产纷争、自己对家庭的理解，她揭开其中的丑陋，包括生父对自己的性侵犯。而她的姊妹写出不同版本的回忆捍卫被攻击的家庭。这一事件引发社会的大讨论，也向社会提出一个严肃而暂时无解的问题：作家固然可以虚构和创作，但是否真有权利滥用虚构，超出虚饰过往的范畴进而篡改过往，且不给其他当事人辩驳的可能。毕竟作家的自我虚构模式是以真实和自传为卖点的。无独有偶，《我的奋斗》让作家的前妻格外抑郁，也写出了一本书来以正视听。

　　在瑞典也有不少“自我虚构”，如阿莱克斯·舒曼在2018年推出的《烧掉我所有的信》，暴露了一段外祖母的婚外情。这并不是舒曼第一次“自我虚构”，此前他写过父亲，也写过最终酒精中毒的母亲 。生于1988年的约翰娜·弗雷德的《娜拉或燃烧奥斯陆燃烧》则是感情纠葛、文学病历和青年女性生活的拼接，燃烧着妒火和青春。

　　冰岛人自认喜八卦，传记和自传一直很受欢迎。然而它们的受欢迎程度在新世纪里直线下降，被“自我虚构”小说取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我虚构的存在让人们怀疑真相和记忆，看不清其中到底存在多少传统传记的直率和可靠性。不少女作家创作虚构自传，如奥德尼·爱娃斯多特在《爱与废墟之地》《蓝血》等小说中不遗余力地讲述她的家庭、工作、朋友和情人，如《蓝血》内容涉及不孕，以残酷的诚实讲述对孩子的向往，非常私密。

　　“自我虚构”的流行是北欧文学的一个极大变化。被寒冷气候和新教传统长期约束的北欧人，原本更习惯于将内心的问题和秘密带进坟墓，不擅谈论感情问题和家庭矛盾，这一切在新世纪里被打破了。

　　还有更多小说不能完全归入“自我虚构”的范畴，但在内容和营销上都刻意地强调自传性和真实性。瑞典作家丹尼尔·舍林2007年推出的《世界的最后一部小说》中的主角就叫丹尼尔·舍林，主持人身份和他本人曾有的完全一样。玛蒂娜·劳顿2006年出版的《一切》也是一部虚构日记……这些作品模糊了小说和自传的边界。和经典作品相比，读来轻快，采用了比先前更狂野而欢快的表达方式，其中不乏琐碎口语的自嘲和幽默。

　　难民或移民问题多次席卷欧洲，北欧各国深受影响，尤以难民接受量最大的瑞典为重。 21世纪以来，北欧各国涌现出不少移民作家，他们或为本人生于海外或是父母至少有一个生于国外。移民作家有表达生存苦痛的需要，但和犯罪小说一样，被贴上移民小说标签的作品的频繁登场离不开出版商对此类题材的青睐。这固然是世界大潮中移民元素越发浓厚所致，但难以否认“移民”是问题，也是政治砝码。在种族和社会问题汹涌的当下，移民题材受到重视有社会所标榜的多元文化的需要，但具讽刺意味的是，移民作家笔下呈现出的恰恰是多元文化的反面。人与人，种族与种族的壁垒不易打破，连共存也举步维艰。

　　丹麦诗人雅雅· 哈桑在2020年4月不幸早逝，他来自贫民窟的巴勒斯坦难民家庭，本人有犯罪记录，写过说唱歌词。第一本诗歌集《一个死去的好地方》于2011年出版。2013年，年仅18岁的哈桑因为推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第二本诗集爆得大名。这本诗集在24小时内售出11000本，而通常，诗集在丹麦的印数只有700本上下。哈桑被看作丹麦数十年未见的最有原创性的天才诗人， 因为他来自一个意外之处，语言混合其他传统，以一种听来像寺主持祈祷的方式， 借助说唱技巧，发出人们从未听到过的声音。这声音里既没有妥协也没有未来，前途未卜的不安让诗歌燃烧。此外，不能低估政治因素，他用诗歌鞭打作为移民的自己，也抽打了作为土著的丹麦人。

　　芬兰作家帕季姆·斯塔托夫奇的处女作《我的猫南斯拉夫》，讲述一个女孩在南斯拉夫的乡下长大，在那里，女人的身价根据工作能力和对男人的取悦度来衡量。南斯拉夫接替后，他们逃到一个新国家，在那里，他们的生活被羞辱和恐惧笼罩。 她的儿子在这冷酷的国度长大，随一只喜怒无常的猫旅行到往昔。斯塔托夫奇生于科索沃，两岁时，南斯拉夫战争（1992年）爆发，斯塔托夫奇移居芬兰。

　　瑞典有很多移民文学。大城市的一些城郊结合部作为难民聚居地成了移民文学呈现的空间。那里有宗教冲突、犯罪暴行、经济贫困，脆弱社区，和其他社群有极大差异，仿佛平行空间构成移民文学风景线。难民区被遗忘和丢弃，时常成为新闻议题。移民文学和传统瑞典文学里所展现出的自然、阶层、苦闷，以及节奏与情绪的表达风格有很大距离，与其说是瑞典故事，不如说是可移植到其他欧洲城市的故事。移民文学反映非主流或者说被主流社会有意忽视的环境，充满混乱、孤独和黑暗；在移民故事中，瑞典社会的教育、医疗、失业救济、法制等几乎所有方面都遭到批判。但它根本上还是瑞典故事，因为这一类文本需要传统的瑞典空间作为对照物，以一个强烈反差完成对社会的诘问，将瑞典暴露为一个彻底的反乌托邦的时空。移民文学引发的关注便也与其看待社会的批判眼光相关。

　　不再是格拉斯医生徜徉的斯德哥尔摩老街的巷道，不再是斯特林堡的红房间或斯德哥尔摩多岛海中海姆素岛的水与天。斯德哥尔摩难民区所建起的房屋，很讽刺地正是1970年代为人人有其屋而建造的新居民区。哈桑·罗·桑塔瓦迪 2008年的小说《静止》聚焦的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叫哈迦隆德, 在首都北郊。作家1975年生于德黑兰，三岁来瑞典，在哈迦隆德长大。那是八幢蓝色的、矗立于山丘的十四层居民楼，这批高层建筑本想尝试面向新时代的新居住环境，但很快被抛弃，逐步成为难民居住区。居住于这里的难民缺少与此地历史的连接，也看不到未来。书名有寂静和死寂之意。叙述者以现在时陈述自己和屈指可数的朋友的对话、滥用毒品以及暴力行动。他们不爱读书，没有职业，无处可去。这一类作品还有尤纳斯·哈桑·霍米利2003年推出的《一只红眼》，讲述移民家庭的少年在斯德哥尔摩的成长故事，探讨种族、寻根以及语言对身份认同的重要性。少年的父亲来自突尼斯，母亲是瑞典人。他在斯德哥尔摩接受了精英教育，时常书写与自我认知有关的问题，收集不同的记忆，观照这个时代里显得愈发不够人道的斯德哥尔摩故事。小说《人是最美的城市》的作者萨米·萨义德是移民作家，生于非洲东北部的厄立特里亚，约十岁时和父母来到瑞典。作品多探讨难民的自我认同和生存压力。但是以上这类描写并未被看作难民或移民生活实录，而更多地被看作是作家在以移民空间为武器质疑瑞典的社会形态。

　　移民作家的标签可能是反歧视或政治正确的结果。一方面，移民作家能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困苦，提出对社会的批判，一改瑞典民族性中庸、含蓄的特征；另一方面，移民作家在两种文化中所感受到的自我认知困惑格外强烈，格外孤独。移民作家一般不愿认为作品走红是因民族身份所致，但还是很难厘清他们的作品和身份的关系。民族不单是肤色和脸孔，也关乎文化、情绪感受和语言表达模式。即便生于瑞典，也会因生长环境是移民部落而打下烙印。移民作家反感移民标签，认为文学不该以移民身份为评价要点，而本土作家也艳羡移民标签给作家赢得的另类关注。

　　历史在冰岛当代小说中占据很大空间。埃纳尔·卡拉森善于吸取中世纪冰岛传奇的养分， 在《仇敌庆祝》中便演绎了13世纪冰岛首领间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首领们以“荣誉”的名义，让嫉妒、竞争和仇恨增长。

　　冰岛最有市场感召力的当代作家之一松的作品多取材自历史，写法引人入胜。《蓝狐》借鉴民间传说，追踪一位猎狐者，描绘猎人和狐狸在白雪中的挣扎。《鲸口》则讲述17世纪的一位博物学家和作家，由于对知识的渴望及不屈于权贵被放逐，在冰岛和国外经历长期的不幸和偶尔的喜悦。《月亮石》重回1918年，那是冰岛史上最冷的冬天之一，火山爆发，灰烬几乎覆盖全国。 一周后，西班牙瘟疫抵达冰岛海岸。那一年也是冰岛成为自由独立国家的重要年份。《月亮石》通过一个男孩的眼睛，直视那一年雷克雅未克的严寒和疾病。

　　克里斯汀·斯坦斯多蒂尔对官方文献中缺乏记载的故事兴趣浓厚，关注妇女、病人和穷人，经常从女权主义等角度重写女性生存史。小说《希望之地》聚焦于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一群来到雷克雅未克的妇女如何寻求工作和独立。她们搬运鱼、煤和水，最终成为洗衣妇。洗衣妇虽是雷克雅未克的固定景观，关于她们的记载却很少。《希望之地》和《月亮石》纯属虚构，但作家们对一段历史进行了严谨的研究，展示出生动的历史氛围，并折射当今社会问题。

　　历史小说也帮助解决上世纪芬兰的身份建构。 贾里·耶韦莱的三部曲《国家风景》，描述了共同文化的痛苦诞生。

　　在历史中寻根，于瑞典文学中体现为利莉雅 ·阿克瑟松2018年的获奖诗作《大地》，它有史诗的规模和雄心。书名“ Aednan ”取自萨米语，讲述两个萨米人家庭的经历，反映萨米人从20世纪初直到今日、被瑞典殖民政策翻弄的历史。《大地》诗句短促，如寒冷地区居民用词的短促，却汇成超过750页的长篇巨制。女作家的母亲是萨米人，本人成长于瑞典最北方，对萨米艺术和文化有天然的了解和深情。文化学者贡奈尔·D·汉松1979年因诗歌登上文坛，他在2017年推出新诗作《塔佩斯海》。塔佩斯海指上一冰河期后，约八千年至六千年前在瑞典西海岸形成的古老海域，对应今日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汉松在瑞典西南部沿海区深挖历史、地理、生态、地方文化和文学，用丰富的想象和多面的视角呈现人类奥秘。其作品是生活史和地方史，是诗歌和散文，是一段多层面的时空之旅。托马斯·班纳希德的处女作小说《渡鸦》在2011年摘得奥古斯特文学奖桂冠，讲述父与子就农庄继承问题产生的矛盾。父亲希望儿子继承家族代代经营的农庄，儿子则在鸟的世界找到乐于存在的环境。小说从文风和品质上看远离时下流行的“自我虚构”，更接近经典瑞典小说的血统，精确又富有诗意的语言扎根于丰富的生活。

　　像汉松那样坚守传统写作的老文学战士或班纳希德这样坚守传统的新人是文学新浪潮里岿然不动的石头，尽管有品质，也和奖项有缘，但市场和读者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注意。虽然汉松也受到新时代影响，在诗歌里混合了日记、考古笔记和家庭故事，使之成为一种跨类型的新诗歌。文学品质突出的瑞典作家洛塔·洛塔斯 2000 年登上文坛，陆续推出既有出色的文字、也有变革的形式的三部曲，引发热议。洛塔斯本人进而被选入瑞典学院，标志着21世纪登上文坛的小说家已成为文学权威机构的一分子，新文学周期已经开始。可惜她因不适应学院运行模式，在后来的学院风波中自愿退出。她最新的一本书由自费出版，印数仅50本。

　　女性书写早已渗透进上述所有类型的文本，就连先前由男作家主导的犯罪小说领域，女作家也已占半壁江山。“自我虚构”领域，虽说还未有一个女作家盖过克瑙斯高的风头，但女作家“自我虚构”的总量更大。无论哪种类型的作品，女作家都更关注情感、家庭、性别和女性的生存。

　　瑞典作家阿格奈塔· 普莱耶在2017年推出小说《一个男人的气息》，写一个不自信的女学生如何在学术圈奋斗，趟过一条男人的河流。女作家在古稀之年书写一生，写爱情、性伴、生育及一个女人的成长，收获了很多年轻人的共鸣，因为很多上一代女性面临的问题至今日仍未解决，前辈女性的人生经历正是今日女性生存构架的基础。

　　瑞典作家莱娜·安德森在2013年43岁时，推出《专横的处理: 关于爱的小说》，写一个女人被故意无视，自取其辱而得不到回应的爱。莱娜·安德森以现象学方法研究爱的本质，认为爱是一种疾病，一种性格障碍和精神错乱。作家文笔极简，也有哲学思辨。

　　信息时代改变了生活中的空间和距离感。人物因新媒介的加入，直接连通其他空间，甚而促生了假想的情爱空间。挪威作家维格蒂斯·尧特的小说 《与我说话》里的人物在古巴、瑞典或挪威，《专横的处理: 关于爱的小说》中的女主角也不全在巴黎或斯德哥尔摩。信息化时代在缩短距离的同时也在加大距离。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希望被更大限度地理解，却未必得到枕边人的理解。远方招之即来，也只是海市蜃楼和想象的泡沫，足以将人引入万劫不复的孤独。莱娜·安德森描述了这种状况和后果，女主人公无法摆脱等待和渴望， 所幸在遭受折磨的同时获得了自我反省。挪威作家汉娜 ·乌斯塔维克的作品也反复呈现对亲密的渴望，这份渴望往往伴随距离和分离，张力表现在对父母与子女、兄弟和姊妹，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间关系的刻画上。 如她的一部小说标题所言“波尔多有一个很大的开放的空间”，她笔下的女性把情爱看成世界和生命实验的一部分，抱有更开放而独立的态度。

　　21世纪北欧女性书写中最大的国际性成功是生于1977年的芬兰作家索菲·奥克萨宁2008年出版的《清洗》。小说囊括芬兰国内几项大奖，北欧理事会文学奖和瑞典学院的北欧文学奖，已被译成约40种语言。这部作品是历史小说，也是女性小说。1992年，苏联解体后，年迈的爱丽德在爱沙尼亚乡间深居简出。某日，一个衣衫不整的女孩昏迷在爱丽德的院子里，迫使爱丽德陷入回忆之中。小说在过去和现在间翻转，以隐喻或象征来联系事物。农村老妇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都经历过极端暴力，试图在选择有限、看似已疯狂的世界里生存下去。 故事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涵盖三代女性，背景为苏联对爱沙尼亚的占领。小说对芬兰以及爱沙尼亚等国的近期历史采取了大胆的态度，对二战以及征服与被征服者关系的解释引起多方争论。《清洗》的叙述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强烈的女性视角打开了不曾被描绘的精神景观，充实了民族主义和女性主题。奥克萨宁的小说关注女性、性和创伤。她乐于出国谈论其作品和当前热门话题，媒体和出版商则将她视为一种现象而不单是作家本身。

　　除了奥克萨宁，芬兰还有一大批女作家探索女性书写，如卡缇娅·盖度的小说《助产士》，作家受祖父母线年夏，一个年轻、孤立而被排斥的助产士爱上一名德国战争摄影师。她想与他靠近，自愿在他所在的监狱营地担任护士。罗莎·里克索姆的小说《6号车厢》，是一个关于孤独、友谊和俄罗斯的故事。从莫斯科一场失败的恋爱中逃离的年轻女子正尽力摆脱破裂的关系，想要独处的她选择了空空的六号车厢，但孤独很快被乘客的到来打破。里克索姆的书写聚焦性与性别、暴力、焦虑等主题。劳拉·林斯泰特在《奥奈隆》中进行了将诗歌和散文等不同类型的写作相结合的实验，探索死后生活概念，让七个互不相识的女子在一个奇异的不存在时间的空间里相遇，拼凑前世的生活点滴，弄清自己死亡的真相。莉卡·普尔基宁的《真实》讲述了三代女性的故事，文笔优雅，敏锐考察家庭、性别和死亡。

　　在丹麦，一位特别的作家以机智而忧郁的眼光观察世界，以边缘人的故事探索风格和形式，保持着文学有助于维持社会人道的信念。这位1963年出生的丹麦作家在2013年改变姓名和性别，彻底变成了女作家玛达梅 ·尼尔森。第二年，她推出小说《无尽之夏》，从一个“雌雄同体”的害羞男孩的角度出发展开叙述，充满温情和机智。男孩和女友在一个夏天一起来到一座丹麦庄园。在那里，女友和她母亲遇到两个年轻的葡萄牙男人，其中一个正和母亲恋爱。小说被看作是对无边夏日的赞美诗和青年期的颂歌，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作者试图使自我摆脱僵化的身份，超越政治、身体和性别。 出版于2016年的小说《镜子、肩膀和信号》则是 1970年出生的丹麦女作家多尔特·诺尔斯的力作，被看作报道式的实验性的故事，语言简洁，探讨了人、特别是女人日常生活背后的复杂性。

　　21世纪北欧文学从地域来说自然还有萨米语文学等，从文学类别来说还有戏剧和儿童文学等值得记述。就连小说，也还有全球畅销的幽默小说，如瑞典作家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它有趣而感人，是关于爱与失去的故事；再如约纳斯·约纳松的《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这些作品和多数畅销书一样，很快被电影化。

　　在这变动的21世纪的最初20年，北欧文学也处于变动中，其内容与形式都有很大可塑性，涌现了人数众多且活跃的作家群，前所未有的出版量，更国际化的出版商团队，更高光的明星式宣传。文学将如何臻于成熟还有待时间捶打，一时纸贵的作品能持续多久不被遗忘也需时间给出答案。经典纯文学作品的翻译普遍减少。书籍推广多通过宣传而非文学批评进行，媒体对作家的话题性更感兴趣，作家也惯于各类活动与曝光，女性杂志和时尚期刊加入对作家的宣传，影视化对作家作品的知名度影响巨大。

　　犯罪小说、移民小说、自我虚构和家庭故事，以及城市女性故事盛行。对个体的关切，对生存的焦虑，对刺激的需求，都体现在21世纪的北欧书写里，宏大叙事被解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被消弭，乌托邦的福利社会在文学中成为反乌托邦社会。陈述时而零碎，语言更口语化，有时与昔日的精致风格渐远，成为躲在话题性和情节性之后更次要的存在。这是特定时代背景下以文字方式展现的个人与环境、个人与他人的互动。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新媒体的流行，福利国家的衰弱，助长了人们专注于对个体挣扎和现实生活的观察。21世纪开始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受到的媒体关注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多，文学价值之外，更存在商业价值考量。197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作家成了生力军，以实验的态度，让严格的现实主义以开放的态度包容超现实及其他风格。作家虽是从个人角度看问题，话题常具有强烈政治性，文本更城市化、全球化。当然，这些书写里也不排除对生活细节的忽视，对流行要素的堆积，如社会多元文化问题、种族问题、女性问题、性的问题等等。很难量化作家对热门话题有多大程度的迎合，但有一点难以否认，北欧当代文学的发展显示出与全球文流的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