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荡在美国：别做游客做一名纽约客｜镜相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30多年前，《北京人在纽约》的这句话红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也让我们看到纽约的复杂与多样。

　　作为艺术、商业、体育、宗教、娱乐和金融荟萃之地，纽约仿若一座浓缩的竞技场，挤满了角斗士、布道者、企业家、演员、证券商和买卖人，共同撰写着这里的奇闻轶事。

　　一手奠定了《纽约客》文风的E.B.怀特曾这样评价：“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加上了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

　　今天的纽约，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如何发现一个更真实的纽约？本文作者丁海笑给出了他的答案——像进入电影一样，进入这座城市，别做游客，做一名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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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未想过我会爱上纽约。如果说想去纽约的唯一理由，那就是受赐于美食旅行作家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希望我能活到他的那个年纪，还能够珍贵地失恋，在街头吃油炸的薯片，喝劣质的啤酒，听地铁站里免费的爵士，像个孩子一样游荡在世界各地。“通常，人到四十，这种满世界漂泊的生活就会变得诱惑不再、黯然失色。”（尼古拉·布维耶《世界之道》）

　　我想象纽约的那些古老的巷道里，依然还迈步着满臂纹身、劣迹斑斑的厨子，穿得好似东欧的茨冈人，正在密谋一次惊世骇俗的地下派对。纽约就像是美国之旅的毕业考试，所有人都认为我应该去趟纽约。

　　新冠疫情大流行后，纽约的犯罪率直线上升，枪击、瘾君子和流浪汉遂成了脱口秀的开场话题，仿佛每天都在上演一部《8英里》（故事发生在“锈带城市”底特律一个贫困社区）。3月，国民警卫队和纽约州警察进驻地铁站，联合纽约市警察维护地铁治安，抽检乘客行李，此举引发人士的不满，认为其侵犯了人民的隐私与自由。然而仅过了一周，纽约地铁又发生了一起骇人的枪击事件。

　　就在我还举棋不定时，芝加哥的临时住所向我下达逐客令，我必须离开这里，前往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或许更不安全，而且离我写作的目标渐行渐远。通膨越来越严重，昂贵的旅行成本已然让我捉襟见肘，我感到在这片大陆上毫无栖身之地。去纽约是博弈的结果，虽然那里是美国最贵的城市，却又是穷人的天堂，提供着稀有的公共交通、廉价旅舍和无消费税以及小费的路边摊，诡谲得不像是在美国。

　　我从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启程，坐火车一路横穿美国，沿着哈德逊河抵达东海岸的纽约时，就像是到了美铁的尽头。傍晚时分的天空昏瞑，河水浑浊，也仿佛来到了舟山——这是难逃中国人对异域的本邦想象。

　　远处曼哈顿岛上的那些摩天大楼已经隐隐若现，他们似乎是故意地安排在黄昏时刻进站，广阔的天际被浸染成史诗般的橘色，余晖穿透钢架桥的缝隙，众乘客的脸开始在光影变幻中烁烁发光。幸亏是个阴天，不然好莱坞导演伍迪·艾伦就要打开他惯用的落日大灯了，过去说这种灯光专属于欧美脸的立体轮廓，更能烘托气氛，而现在我才知道，那原本就是纽约的黄昏啊。

　　JAY-Z的《帝国之心》（Empire State Of Mind）传唱在纽约的大街小巷——“Long live the king, yo, Im from the Empire State”（君王万岁，我乃来自于帝国之都），这样的豪言醉语曾将一座新罗马的诞生宣告世人，但同时他也承认“MDMA got you feelin like a champion”（让你产生了自己是冠军的幻觉）。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还无比年轻，到现在它依然经久不衰，几乎成了纽约的代名词，就像那个人类历史上被复制最多的标识“I Love NY”（我爱纽约）一样。

　　如果是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如日中天之时，置身曼哈顿，我一定会被眼前的这些庞然大物吓一跳。一次纽约脱口秀的开放麦现场，台下的一位非洲姑娘谈及初到纽约的感触——“我感觉这里的繁华程度跟我的家乡差不多。”她来自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尊龙凯时官方入口在场很少有人听过，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拉各斯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人口可能已是非洲第一，两倍于纽约，它填海造陆的新城有着“非洲曼哈顿”之称，而且未来尼日利亚的总人口数有望超越美国。台上的美国脱口秀演员随机应变地说道：“那你走在时代广场的感觉就像是回家？”

　　“很多人以为纽约就是曼哈顿，但曼哈顿之外的纽约可大了，如果到州一级，纽约州的北部与加拿大接壤，只是那里几乎没有人，所以并不知名。”年迈的菲尔对我介绍道。

　　我在纽约见识过各式各样的纽约人，但菲尔却是最符合纽约客气质的一位。菲尔是犹太人、移民后代和销售员，是逐梦纽约的践行者与见证者，所以他和那些布鲁克林或者皇后区的贫民艺术家不同，后者可能更适合用另类、怪异、小资或时髦去形容。

　　菲尔个头不高，长着一副伍迪·艾伦般精瘦的脸，头戴一顶褪色棒球帽，鼻梁上架着一副过时的平面墨镜，身着一件LandsEnd红色运动外套——一家靠邮购目录销售发家的老牌服饰，随身夹着一本厚实的防水资料夹，方便一边唇枪舌剑，一边展开A4大小的复印件做演示。他在纽约地铁1号线的起点站附近拥有一幢大房子，那里刚刚跨入布朗克斯区——纽约房价最低的贫民区，与曼哈顿岛隔哈林河相望，这也正是他的精明之处，坐拥曼哈顿侧，却又享受布朗克斯的房价与物价。对于纽约各板块的优劣，菲尔能滔滔不绝地分析上一整天。

　　菲尔已经退休，业余时间在一家国际旅舍组织做志愿者向导，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更加了解纽约这座城市，或者说向他们推销这座城市，鼓励他们前来逐梦，同时积极地宣导美国价值。美国的志愿者文化浓厚，单从经济角度来讲，也是一种平衡用工成本的做法，试想假如没有慈善组织、宗教团体和义工，凡事都得劳烦华尔街的精英、巨型企业的雇员与效率低下的公务员，美国社会将完全停摆。

　　第一次见到菲尔是在他的“曼哈顿下城City Walk”，曼哈顿下城一带是曾经的新阿姆斯特丹——纽约市的起源，我们穿过华尔街，从炮台公园远眺自由女神像，一直走到祖科蒂公园——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地，造访了四五十座自新阿姆斯特丹时期以来的历史建筑。菲尔熟悉华尔街的每一幢建筑，对那些达成重大交易、谈判的饭店和酒吧如数家珍，跟着他走在百老汇大街上，每一步都是历史的节点。

　　菲尔一生都在做销售员，这是美国最伟大的职业之一，美国神话的缔造者。在搬来纽约之前，他住在西岸的洛杉矶，后又随孩子就读印第安纳大学时，在中部的布鲁林顿生活过两年，他称赞印第安纳大学是“大学本应是的样子”。 菲尔移居到纽约已经14年，退休之前在一家能源企业做电表设备的售后服务，他戏谑地称自己的工作是因为“需要有人倾听顾客的抱怨”。

　　据菲尔所述，纽约不少的多户建筑仍旧采用统一电表计费，业主按面积或其他方式将电费转嫁给租户，这就造成了对不同用电需求的租户之间的不公平，也不利于节约能源。由于业主本身缺乏对分表计量改造的动力，这就需要菲尔们的推销技巧，说服其把独立电表装进每家每户。菲尔因此去过曼哈顿几乎所有的大厦，包括很多名门望族的产业，川普大厦也在内——“但我没见过川普本人。”

　　因为在能源公司工作的职业习惯，菲尔特别关注每幢建筑的能效评级。纽约市近70%的温室气体排放均来自高楼大厦，2019年，纽约市颁布了第97号地方法案，要求超过25000平方英尺的建筑物每年进行建筑能效评级（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RATINGS），并将其能源之星分数和相应的A到D等级张贴在公共入口处，试图让B等以下的建筑业主蒙羞，并让他们的顾客自主做出选择。改造能效水平对老建筑的业主来说需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因此华尔街周围的许多老字号餐馆、大楼至今仍旧无法达标，而他们也根本不愁客源。根据第97号地方法案的要求，碳排放限值从2024年起将逐年减少，如果没有及时改造，大楼的管理者将会面临巨额罚款。

　　废墟上重建的世贸中心是纽约第一高楼，站在曼哈顿下城的任何角落，人们的目光都很难避开它，像矗立在曼哈顿人头顶上的诅咒。9·11事件的影响遍及整个曼哈顿地区，不仅是关系到高层建筑的牢固性问题，更摧毁着曼哈顿人的心态，以及对待历史建筑的态度。

　　老菲尔对纽约的感情很深，有几次说起来都快掉泪了——“疫情对纽约的冲击很大，有很多人逃离了纽约，城市两年间失去了逾5%的人口……”远程办公使得许多公司不愿再负担高昂的写字楼租金，不少房子都人去楼空了，虽然疫情结束后一拨人又搬了回来——“总有人受不了乡村生活，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适合居家”，但一切都改变了，许多不公开出售的顶级物业正在悄然易主，连华尔街地标之一的交易大楼（Broad Exchange Building）也开始挂牌出售，有的人即便重返纽约，也不愿意挤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当然，疫情也带走了部分的生命……”

　　“我第一次见到纽交所门口有遛狗的市民”，菲尔无奈地说道，真是百年不遇之怪现象。纽约的经济未见明显的复苏迹象，但此刻的美国股市却在节节攀升，菲尔指着纽交所说他的钱都在那里面。我们去纽交所的当下（2024年3月21日），美国三大指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同创历史新高，菲尔意味深长地说道：“现在的任何一个点都可能会是历史的拐点”——我们站在纽交所门前，或许正在见证着历史。

　　炮台公园距离华尔街不远，站在码头上，隐隐可见远处的自由女神像和埃利斯岛。菲尔是欧洲犹太人的后裔，当他谈及祖父的时候忍不住饱含热泪，这种情感或许来自犹太人的宿命感——大离散，这些悲惨或传奇的移民故事不仅强化了犹太人的认同，同时也与美国的立国之基不谋而合。

　　当年，菲尔的祖父拿着登船券来到埃利斯岛——1892年到1954年期间新移民抵达纽约的检查站，来自欧洲的移民由此踏上美国的土地。祖父的船票是哥哥替他支付的，三年前，他的哥哥从欧洲来到美国，努力攒够一张船票给弟弟，再一个接着一个地将其家族成员带来美国——这基本上是大部分美国移民的路数，叫做“链式移民”（Chain Migration）。当年的犹太人对世界的选择是不确定的，菲尔祖父的家族是幸运和成功的一支，还有两名亲戚做了另外的选择——澳大利亚与南非，对不同“新世界”的押注，也算是一种分担风险。

　　菲尔的祖父在埃利斯岛一个美丽而宽敞的“大礼堂”受到来自移民官员的29项提问，包括出生、职业以及是否识字等，并且接受身体检查——为了将携带传染病、有精神或身体缺陷的乘客剔除出来，在他们的背后划上圈和叉的标记，再交由埃利斯岛移民医院决定是否过滤掉这些问题移民。优选移民的理由是因为不合格的人没有在美国生存与工作的能力，反而会增加政府的负担，这种移民策略现在看来十分的达尔文主义，但其底层逻辑从未根本地改变过。自由女神像成为移民们越过重重艰险，成功抵达美国的象征，纵然有许多人幸免于大海怪兽，却在埃利斯岛停下了脚步。

　　埃利斯岛上的移民来自不同的民族，移民局官员不得不草率地替他们确定一个新名字，来适配这个新国度。否则，美国社会将出现成千上万种不同发音的姓名，这势必会造成诸多不便，也将影响到美利坚民族的最终融合。这些移民们从此改名换姓，一代支援一代地来到美国，成为新美国人。移民的故事就是纽约的故事。

　　纽约市由曼哈顿、布鲁克林、皇后、布朗克斯、史坦顿岛五个行政区组成，一百多年前的纽约市仅限于曼哈顿岛，布鲁克林是另一个独立的城市。1898年，布鲁克林被正式划归纽约市，但直到现在，布鲁克林人到曼哈顿岛仍说“进城”。

　　用诗人惠特曼的话讲：“布鲁克林联结了美国的不同地区，联结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联结了过去和未来。”如今布鲁克林的人口与面积均高于曼哈顿，未来的接力棒落在了皇后区上，皇后区代表着新兴的移民，包括街——法拉盛。

　　我住在上曼哈顿，离哥伦比亚大学步行仅10分钟，途中会路过一元店、便宜的亚洲超市、一些跳蚤摊位和伸手要钱的乞丐。哥伦比亚大学刚好位于贫民区的边缘，这个区域在上个世纪是黑人社区，街头文化盛行，比起远离尘世的象牙塔，哥大的学生更容易接触底层群众，有着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传统，同时也是全美挺巴勒斯坦的重镇。哥伦比亚大学一直是美国中东研究的阵地，爱德华•W. 萨义德（巴勒斯坦裔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就曾在哥大任教多年，他的《东方学》一书在中国都享有盛誉。

　　地铁连接着纽约不同的行政区，也连接了纽约的过去与未来，这些奇怪的字母和数字背后折射出纽约人复杂的思维逻辑——许多站的入口都很隐蔽，需要穿过某个正在维修的建筑物或乘坐一部山环水旋的电梯，迷宫一样地绕来绕去；有时两列车似乎是完全并行的，当你感觉它们快要相撞时，对面的车往上或往下迅速地驶离视线；不同线路的车厢宽度不一致，你得时刻注意脚下的间隙。

　　1号线通往曼哈顿市中心，住在起点站的老菲尔总是能最快地从1号线号快线，并果断地在快车和慢车之间做决策，因为老迈的纽约地铁系统运行得并不稳定，时常延误或换线，需要同时留意车内与站台的广播，这也使得菲尔在坐地铁时拥有股票交易员般敏锐的嗅觉。

　　跟所有热衷房产投资的购房者一样，菲尔不仅精通纽约各区块的优劣，也对地铁线路颇有研究，能细数IRT（纽约第一条地铁）、BMT（布鲁克林线路）、IND（独立地铁系统）的恩怨情仇。斯塔滕岛的铁路是一条单独的线路，通过轮渡与纽约地铁相连，免费的渡轮是著名的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竞选承诺，所以他赢得了斯塔滕岛人的选票。不过此“美国市长”晚运不佳，卸任后成为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最近因为诉讼缠身和债台高筑而进入破产程序。

　　地铁的每节车厢都有其掌门人，学会与之共处是纽约生存指南的第一课，流浪汉和瘾君子还好，至少人畜无害，要是碰到一些“武疯子”，危险指数就是概率问题了。每次见到那些不得不搭乘地铁上下班、生活在大厦阴影下的普通市民，他们麻木的表情总是会令人唏嘘。

　　有次在地铁车厢里碰到一个怪人疯疯癫癫地跑上来，嘴里骂骂咧咧地，那一站的时间里，车厢的气氛突然变得很诡异，所有人都在屏息凝神，车一到站，在我还没回过神时，整车厢的人倾泻而出，我跟着一位看着经验丰富的印度小伙冲出门去，迅速地转入了下一节车厢。

　　有时候你只有把自己打扮得像流浪汉，才能在某些弱肉强食的街头活下来。这里的古着店不仅是穷人的苏豪区，还可以提供防身的装备，我不止一次听到有人特意要买“hoodie”（连帽衫），虽然连帽衫是美式文化的一部分，但他们口中的“hoodie”明显是用来显得自己更痞一些，它已演变成一种街头、匪帮和流浪汉的符号。

　　“纽约的警察无处不在。”当我向朋友介绍纽约为何反倒能让我产生安全感时，他却认为那是不安全的标志。作为一位老移民，他对纽约这种根深蒂固的蓝州——倾向支持的州份颇有微词，因为那里用纳税人钱豢养着命运不济的落魄者与性情懒惰的新移民。

　　跟美国的其他城市不一样，纽约的警察数量显著增多，进出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场所的安检更为严格，他们五步一岗，通宵执法，在唐人街附近，我甚至还见过清一色亚裔面孔的警察。毕竟，这里是美国的门户，美国唯一的国际大都会，何况双子塔倒塌的阴霾仍然笼罩在曼哈顿的上空。

　　纽约也是怪人的乐园，各种性少数群体在纽约不足为奇，不同时代的亚文化在纽约都能找到其“考古地层”。在跳蚤市场，你不仅能发现上世纪60年代的老嬉皮、70年代的老朋克甚至中世纪打扮的巫师；有人把自己扮成哈林区的国王，穿着萨普风的外套，身上自带BMG缓步出场，他什么也不买，只是照例巡视他的子民。

　　纽约地铁俨然是一座平凡人的百老汇，有人将车厢当作钢管舞小剧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歌舞青春里，更别提那些“千禧曼波”一族，三不五时就能撞见一位皇后乐队的弗雷迪·默丘里（Freddie Mercury）——梳着背头或俄式平头，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再搭配一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迪斯科外套。

　　周末是唯一能见到各种异形怪客的机会，纽约夜生活从周四开始，到周六结束，周日是礼拜日，许多餐馆会提前打烊，一些基督徒也会禁止饮酒——他们毕生奉献于工作，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守护者，对普通人来说是：“Work hard, play hard”（努力工作，努力玩耍），对基督徒来说则是：“Work hard, pray hard”（努力工作，努力祈祷），所以他们惧怕着新移民所带来的“不良风气”。

　　我只能抓住周末的时间，连续三晚往返于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天亮前，再跳上通宵运营的A线回到曼哈顿。如果错过了周末，就只得再等一周。

　　在接连两天旅舍举办的Pub tour中，我们体验了格林威治村和曼哈顿中城的一些酒吧，有纯正的美式风格——被各式体育赛事的电视墙包围，音乐相当脍炙人口，成群结队的年轻人相互簇拥，全都像是来自大学橄榄队的队友或是兄弟会姐妹会组织的会员；还有几家是爱尔兰酒吧、英式酒吧、日式卡拉OK酒吧——提供风靡美国银发一族的中国麻将，酒吧风格和客人皆乏善可陈。

　　我想纽约一定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派对，为了避开游客或出于安全的考虑，它们相对封闭，只接受邀请，像兄弟会的设置一样，用身份或关系隔绝了不速之客。人人都有圈子——这也是我很难适应美国的一点，你必须依附于一个群体，就连最阶层平等、金钱至上的酒吧，也很难让人产生“就是这里了”的归属感。我把希望寄托于布鲁克林和皇后区，那里新移民居多，对不同文化更有包容性。

　　我找到了皇后区的一家地下酒吧——BASEMENT，那里离曼哈顿非常遥远，下地铁后要在黑灯瞎火的街道上步行1英里，中途还会经过一片墓地。BASEMENT据说是纽约乃至美国最具“柏林场景”的锐舞俱乐部，Techno音乐起源于美国，却在柏林发扬光大，最近Techno在柏林成功申遗，也坐实了电子音乐之都的美誉，现在反向文化输出到了纽约。作为Techno的起源之地，时代却将美国推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美学。

　　BASEMENT的安检很严，不仅要搜查随身物品，还得接受门卫盘问——打量你的穿着，问一些电子音乐相关的“黑话”，然后拒绝掉他们不喜欢的游客，再在手机前后贴上“NO PHOTOS NO VIDEOS”的贴纸，这也是来自柏林的传统。

　　BASEMENT所在的地方就像是一个古罗马浴场，和我去过的其他电子音乐场景不同，感觉电子音乐在纽约的这片土壤中仍旧是一种身份表达与社会运动，少了一份松弛感，可能与当下美国“身份政治”的气氛有关。这里到处都彰显着性别主张，一半以上的顾客是跨性别群体与同性恋群体，最里面的舞池几乎全是上身赤裸的男同，许多巷道里占据着自由拥抱和亲吻的人；这里就连厕所也实现了无性别化，设置了一些开放式的隔间。

　　我在凌晨三点回到地铁站。后半夜开始下雨了，感觉整个纽约到处都在漏雨 。纽约地铁号称全年无休，24小时运营，但深夜的班次少得可怜，等到住处时，天都已经亮了。我在地铁上睡着了，每过一站苏醒一次，进进出出的也是结束派对的男男女女，以及流浪汉，这里至少为他们提供了栖身之地。

　　纽约的各处街区都像是上世纪的遗产，生长在美国文化影响至深的年代，仿佛在循着记忆回溯，关于电影、文学、音乐、律法、人文科学……未成想过，一座代表未来的城市，如今却代表着过去。不过对于创作者来说，纽约是一个能够让人沉溺其中的地方，那里拥有无穷的养分，有太多的故事发生。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的《美国》一书中这样介绍道纽约：“……你仿佛进入了一部电影，在这部电影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而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剧本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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