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文学的人民性与艺术风格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周立波（1908—1979）是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周年之际，“周立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及周立波的家乡益阳两地举办。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创新团队”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作家协会、《文艺争鸣》杂志社、《文艺论坛》杂志社联合主办，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湖南省文学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北京、上海、河北、河南、山东、贵州等地和湖南省内的5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凯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方向”与周立波的文学史意义，周立波小说创作研究、翻译研究，以及周立波研究中新材料的发掘等主题展开，集中探讨了周立波的文学艺术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本次会议在研究视角、方法、主题等方面均有所突破，现具体综述如下：

　　当代文学视域下周立波的人民性书写与艺术风格的统一性问题，是与会代表重点研讨的论题。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教授从作家的写作身份问题出发，来探讨周立波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小说创作的晚期风格。他认为，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及俄罗斯文学的修养，同周立波精英文学作家身份意识的形成有着内在关系。这种身份意识，由于周立波的延安革命文学经验一度被掩饰。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意识又被重新唤醒。告别政治繁务，返乡之后感受到的故乡久违的温情，让他不由自主地重新以精英作家的文化身份，来观照故乡的山水人情。而此观照视野，也造就了《山乡巨变》基本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形成了周立波乡土文学的诗意美、抒情性。潜藏其间的革命者—精英作家的隐性身份的转变，也令周立波悄然修正了对于革命的激进观念，使得其晚期小说写作更具内在张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吉贤研究员则以周立波晚期的短篇小说写作为对象，探讨了周立波式“小说还乡”所带来的精神和美学转换。他以周立波20世纪50年代返乡后创作的《盖满爹》《禾场上》《民兵》《下放的一夜》等为例，较为细致地梳理了周立波小说中同传统勾连的山乡风景的书写，同社会主义抒情之间颇具张力的复杂关系。并认为，这种复杂关系，相当程度上，充分展示了周立波在新政治、新时代所给予的“新”的压力之下，以新的形式和风格，去探寻历史的急剧变化的努力，以及因此遭遇的挑战。

　　河北大学教授刘起林，对过多强调周立波的晚期艺术风格，而贬抑其时代精尊龙凯时人生就博官网登录神的研究现状，予以辩陈和回应。在他看来，新中国地缘政治的北方中心区、南方辐射区和边疆边缘区的差别，是导致既往评价周立波以《山乡巨变》为代表的晚期小说思想性和时代性不强的关键性因素，并由此造成了相关研究者理解上的误差。这种误差所意味着的“对局部地区的生活细致的观察”，反过来又恰恰建构起来一种社会主义经验南方话语的独特形态。

　　北京大学李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程凯则将周立波晚期小说风格，置于中国农村革命的历史视野下来考辨。

　　李扬指出，有必要将20世纪40年代以降实践延安文艺座谈会方向的作家们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予以历史地辨析。开展这些小说艺术风格问题研究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对这些小说自身重新进行历史化。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小说和50年代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小说，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农村土地革命进程中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山乡巨变》里以人民公社为目标的合作化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于《暴风骤雨》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运动的另一场革命。周立波翻译过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熟悉苏联农村革命经验，所以对此有着清醒的世界革命的总体意识。而这，也使得《山乡巨变》不同于《创业史》，更不同于《三里湾》。小说并没有像后二者那样去集中书写小说人物的政治诉求，书写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过程，反倒用更多的笔墨去书写生活故事，人物的思想与情感，以及人们面对重大历史变革时刻的反应。于是，由此呈现出来的周立波晚期小说的艺术风格，以及他同赵树理、柳青之间的差异，也便不仅仅是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更是知识视野上的巨大差异。

　　程凯也认为，周立波晚期小说的风格问题，同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具体开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尽管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和柳青的《创业史》都书写这场运动，但二者之间合作化运动的展开方式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不仅土改运动和农村合作化运动属于土地革命的不同阶段，就连农村合作化运动当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说周立波所书写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处于推广阶段，那么柳青所书写的则还处在试办阶段。这种不同历史阶段的认识和理解，便造就了周立波、柳青小说各自的独特风格。

　　小说《山乡巨变》是本次会议着力研讨的另一焦点。除了上述发言有所涉及外，还有不少论者的阐述，更是集中到《山乡巨变》这一小说文本的具体研究层次上来。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卓今研究员重点探讨了《山乡巨变》这一小说的经典化问题。在她看来，包括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在内，反映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不同于一般的乡土文学之处，在于其中加入了制度探索和对未来发展模式的理想主义情怀。这种敢于直面政治的乡村叙事，也令周立波的小说具有了独异的思想风格。也正是在这种政治视界和历史维度当中，具有鲜明风格化书写特色的《山乡巨变》，也便具有成为文学经典的可能。尽管由于“现代文学”维度的认同、“载道”书写维度的被否定等，《山乡巨变》等“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作品目前仍饱受争议，但这种可能性，仍然分别体现于它的思想价值维度、知识创新维度和情感表现维度之上。

　　湖南文理学院佘丹清教授主要探讨了《山乡巨变》中的人际关系。在他看来，从小说当中11户人家、67个小说人物彼此之间的关联性来看，构成了这样三种主要的关系类型：一，以邓秀梅组织的农村基层管理的人际关系；二，以刘雨生、陈先晋等组织的家庭人际关系；三，邻里排斥或管理排斥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互生性，特别是其中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自然人伦关系，在这种关系的互生性中实现了它们的社会化和政治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萨支山重点讨论了《山乡巨变》研究史上的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针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和之后，文学界评价《山乡巨变》的两种不同政治态度，论者以朱寨评价周立波时，刻意回避后者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主动接受为例，来对以之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关晚期的周立波与《山乡巨变》的去政治化研究，表达自己的异议。他认为，有关《山乡巨变》的评价，无法同周立波鲜明的政治立场割裂。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龙昌黄助理研究员则探讨了在主动接受革命政治的询唤与个人自我经验的表达之间，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所呈现出来的风格的复杂性。论者以为，这种复杂性分别体现于小说里家、国二元叙事的纠结，合作化运动叙事的程序正当性，以及看似宣扬男女平权的性别政治叙事等风格或文体的艺术呈现当中。这种由叙事或者表达方式所呈现出来的作家经验，同政治规训之间存在着既相向又相歧的复杂关系，恰恰揭示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书写规则和革命政治的理想主义情怀，同时作用于周立波身上的种种暧昧、困惑与矛盾。

　　来自河南周口师范学院的三位老师，似乎有意识地集中探讨了周立波小说写作的方言问题。任动副教授认为，同《暴风骤雨》对东北方言的生涩使用相比，《山乡巨变》是周立波运用方言土语最为频繁、最为成功的作品。其方言使用圆融妥帖、浑然天成，恰到好处地表现了鲜明地域性的人物性格、自然图景和民俗风情。但这种方言的文学化使用，面对其时的汉语规范化运动，又多少显得不合时宜而招来批评。刘成勇副教授则认为，周立波20世纪50年代的“小说还乡”，同《暴风骤雨》的成功经验及《铁水奔流》的失败教训之间，可能有着重要的内在关联。借助携家返乡之举，周立波重新找到了语言的着力点，形成了其晚期小说创作的独特风格。李瑞华副教授考察了周立波从早年的欧化语言，到1942年以后大量使用方言写作的变化轨迹；认为这种转变同周立波对文学大众化和语言通俗化的理解紧密相关。

　　中南大学邹理副教授与贵州师范大学吴旭博士，主要探讨了周立波对俄苏文学的翻译研究，以及这种翻译实践对周立波小说写作的影响问题。邹理着重阐述了周立波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苏文学翻译实践，认为这一实践经历了一个从市场盲从到趋进于有意识地翻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过程。吴旭则讨论了《秘密的中国》的译介，同周立波报告文学观的形成之间的内在关系。

　　会上，与会专家还对其他相关议题，如周立波《山乡巨变》与合作化运动“自愿原则”的文学呈现的关系问题，周立波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等，进行了研讨。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目前的周立波研究，同居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周立波的文学贡献来说并不相称。这需要我们反思和拨转既有的研究范式，重新激活相关资源，重审新时期以来文艺思想观念的嬗变及其轨迹，检视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史、制度史、文化史、地方史等跨学科研究的彼此参照之下，重新确立周立波的小说经验同现当代中国的内在关系，从而在新时代重估像周立波这样坚持书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作家们的文学成就和历史贡献。